雍正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以其清廉正直而著称，然而，近年来关于他的一些“丑闻”却不胫而走。尽管有人试图通过种种手段挽回他的声誉，然而，乾隆皇帝的逆转操作却更加坚定了这些“丑闻”的真实性。毫无疑问，雍正的形象已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且无法在乾隆的岁月里恢复。
在清朝的十二位皇帝中，没有哪一位像雍正皇帝一样，有如此多的流言蜚语在民间流传，各种版本的野史传说虽然细节不同，却无不将雍正刻画成一个阴险狡诈、狠毒无情的暴君，但从官方的历史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雍正是清王朝一位承前启后、勤政刻苦的明君，他改革了前朝遗留下的弊端，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人头税，实行按田产缴税，减轻了底层老百姓的负担；为增加劳动力，他还废除了“乐户”“丐户”等贱籍，把他们编入民户，给予平民待遇；甚至还试图在官场推广“普通话”以方便官员士族之间的沟通，他留给儿子乾隆的是一个正走向昌盛的帝国。
清 雍正皇帝画像
雍正的口碑如此两极分化，究其原因，主是要他登上皇位前的“九子夺嫡”事件造成的影响甚大、失败者结局太过惨烈；另外他推广向他直接汇报的“密奏”让谋求私利的权贵们心怀畏惧；还有他为人刻薄、冷面无情的形象确实很真实；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革除弊端、推行新政，触动了朝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种种因素叠加在一起，让编造的雍正丑闻和咒骂雍正的谣言在民间风传。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雍正其实也有所耳闻，他曾经写过一副对联表明自己的心迹：“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在立志推行新政之前，雍正早就将身后的名声抛诸脑后了。
最近，阅读洪雷所著的《高宗乾隆》一书，看到一段非常有趣的内容，看上去似乎更有道理，那就是：雍正的坏名声，不仅由对立者和失势之人蓄意造谣引发，还由雍正自己的一系列操作推动而成，更由儿子乾隆欲为父亲正名的逆向操作导致，父子两人在无意识中，殊途同归地将雍正的政治声誉推入了万刼不复之地，在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逆火效应”所产生的结果。
01. 雍正出书在全国发行、宣讲，让谣言得以在全国加速传播。在雍正六年秋，曾发生一起未能成功的“秀才造反”事件，雍正由此找到灵感，想出一个可以扭转自己声名的“好办法”：
时任川陕总督的汉族人岳钟琪收阅一封信，信中内容将他吓出一身冷汗，竟是劝其揭竿而起、开启“反清”大业。这封信是湖南老秀才曾静与其弟子张熙所为，曾静受顺治帝时代秀才吕留良所遗书籍影响，想要推动改朝换代、恢复汉族的统治，因民间传说岳钟琪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后裔，所以曾静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写信劝他，以促成反清大业。
岳钟琪深受雍正信任与重用，阅信后立即抓捕了曾静和张熙，并将此事向雍正告发。雍正亲自审理了此案，却出人意料地将曾静和张熙意图煽动谋反之罪赦免了。
原来雍正自即位以来，朝野对他的非议从未停止过，不管他如何消灭和打击自己的对手、做很多利国利民的实事，民间对大清王朝的排斥和对他的误解始终很深，他通过审理曾静一案更加明白了这点，他既感到惊讶又觉得伤心和难过。
反复思虑之后，雍正打算以此案作为契机，在全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宣讲活动，意图借此扭转大清朝和他本人在民间的形象；而曾静本人太过怯懦，被抓之后很快就悔罪了。所以，雍正把自己审案时发布的谕旨、曾静和弟子的招供之词、曾静了解雍正真实一面之后所写的忏悔集《归仁录》、以及自己批驳吕留良的文章全部整理成书，并命名为《大义觉迷录》，他下令将此书在全国刊印发行，每位地方官员人手一本，所有官办学堂人手一册，同时还命人将书中的内容及观点定期向普通老百姓普及讲解。
同时，他使用雷霆手段，将吕留良的后人及弟子或斩杀、或流放为奴，并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部销毁，连曾经印刷、传播、阅读此书的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与之相反的是，雍正不仅将曾静和张熙作为揭发吕留良的有功之人免罪释放，还给他们银两衣物，并派专人护送，让两人在全国各地四处游走宣传，颂扬朝廷的英明、告诫民众不要做反清之举。
雍正试图用曾静一案来为自己辟谣，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的一系列操作不仅没能成功辟谣，反而让谣言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并愈演愈盛。因为底层老百姓其实根本不关心雍正做了什么、又解释了什么，反而对传闻和谣言津津乐道，而且他们认为雍正如此急于为自己辩解，可能正是因为心虚所致；对曾静和张熙的说法，反而觉得他俩是受雍正逼迫而做出的违心之举。如此一来，雍正所期望的“清白”不但没有越说越明，反而更加是非混淆，而且谣言原本只在高官权贵之中传播，最终却扩散到了市井乡野。
以上种种说明，正是雍正，亲手将自己推入了谣言和丑闻的漩涡，并越陷越深。
山东博物馆馆藏 青年乾隆画像
02. 乾隆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却让民众更将谣言信以为真。雍正的骚操作让自己在朝堂和市井中声名狼藉，却让吕留良在朝野中名声日隆，由吕留良引发的文字狱让民众不仅同情他家族和门生的遭遇，更坐实了雍正残忍、冷酷无情的传闻。
曾静案发生时，乾隆年纪正值二十岁左右，虽然不参与朝政，但他通过身边之人已经获悉外界对此事的议论，他意识到父亲的做法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所以，他登上皇位之后，急于维护父亲的名誉，他立即宣布停止全国宣讲活动，将曾静和张熙抓起来以大逆之罪凌迟处决，并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所有书本连同印版全部销毁，如有胆敢私藏者则处以斩刑。
乾隆与父亲对同一事件完全相反的操作，让最终的结果同样未能达成预期愿望，却如著名中国史研究专家乔纳森·斯宾塞，在他的著作《皇帝与秀才》中所评论的：“一个皇帝以为向天下人说明对他不利的传言，便可让流言不攻自破，以为眼睛雪亮的后代会尊敬他，但是他的子民却记住了谣言，而忘了皇帝的苦心。另一位皇帝以为把书毁掉，便能告慰父皇的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以为他之所以想毁去此书，就是因为书中内容乃真有其事。”
乾隆在全国大费周章地杀人、烧书，是想禁止流言传播，而民众却反而觉得这是官府为了掩盖真相才大力禁毁，他们越发相信书中所说的传闻是真的，不仅私下仍然广为流传，还添加了更多耸人听闻的内容，如传雍正是被吕留良的后人吕四娘刺杀而死。这个传闻还在现代被写成书、拍成电视剧继续流传于世。
03. “逆火效应”，才是导致父子俩的操作出现与预期相反结果的真实原因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不管是雍正的正向操作，还是其子乾隆的逆向操作，都没能逃脱“逆火效应”的影响，正如中国有句老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普罗大众有幸灾乐祸、窥探隐私、寻求刺激的心理需求，更喜欢把自己的看法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
“逆火效应”这个概念，是2011年，一个名叫大卫·麦克雷尼的美国记者提出来的。他发现，当一个人面对公共舆论指责的时候，越解释、越期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来为自己辩解，结果却会出人意料地走向反面，会更加引发不利的传闻和进一步攻击。
大卫·麦克雷尼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当时观察到了一个奇特现象：
2008年，有非裔血统的奥巴马参加美国总统竞选。当时有人怀疑奥巴马出生在非洲肯尼亚，而参选美国总统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在美国出生、年满35岁、在美国境内居住满14年，如果奥巴马不是出生在美国，那么根本没有竞选总统的资格。
这个质疑在全美引发了轩然大波，奥巴马为平息不利于自己的公众舆论导向，公布了自己的出生证明，但质疑的声音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大了。质疑者们认为奥巴马拿出的出生证明图片作假了，即使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出面申明其真实有效，也不能打消质疑者们的怀疑，甚至直到他当选了总统、连任结束，对他出生地的质疑都从未间断过。现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质疑者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即使奥巴马之后又公布了详细版本的出生证明，特朗普还是在Twitter上说这都是伪造的。
再放眼当今世界，在至今尚存的诸多王室中，英国王室就处于流言绯闻漩涡的中心，关于英国王室家庭成员的各种传闻尘嚣甚上，在全球范围内历久不散；另外在各个网络平台上，名人丑闻八卦也是屡屡登上热榜或者热搜。其实关注他们的绝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在意其所涉事件的真相如何，只是喜欢将此作为无聊的饭后谈资罢了。
后记：“逆火效应”在名人身上产生的影响，古今中外，莫不如是，聪明者应如英国王室一直秉持信奉的原则：“不抱怨不解释”。
如果雍正和乾隆早明白这个道理，是不是会选择更加明智的做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