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吴大帝孙权在位初期相对开明，东吴政权在其治理下蓬勃发展。不幸的是，孙权进入中年后，他逐渐变得多疑。孙权在精心培养的继承人孙登死后，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孙权完全放纵了自己，最终导致了东吴未来的悲剧。
作为君王，孙权有三个优势要超越许多皇帝。一是礼贤下士。不管他是真是假，他都通过这种方式吸引了很多人才。据《江表传》记载，“权克荆州，将吏全归附，而君独称疾不见。权遣人以床就家舆致之，军伏面着床席不起，泪流满面，哀咽不能自胜。权慰与语，使亲近用手巾擦拭其面，君起下地拜谢。二是唯才是用。潘军无疑是江东集团的“奇葩”。他既不是孙氏集团的老兵，也不是江淮士族，但他很有名，很正直，很受孙权的依赖。潘军40岁进入东吴，短短十多年，就做到了太常一职(九卿之首)，可见孙权对人才的重视并非虚言，确实值得称道。第三，孙权作风节俭。孙权在这方面最为人所知的是，自从他成为皇帝后，他仍然在一所老房子里住了18年。
不幸的是，孙权终于“晚节不保”了。孙权晚年许多昏昏欲睡的表现，使他受到后世许多史家文人的批评。在我看来，孙权变化如此之大的主要原因是他满意，不想进步。据《三国志》记载，“权于武昌，临钓台喝醉了，权使人以水洒重臣，说：‘今天喝醉了，却醉在台中当止耳。""孙权夺回荆州，杀死了世界著名的关羽。这是他成功的时候了。张昭对此感到担忧，以商纣王“酒池肉林”为例劝诫孙权。孙权表面上欣然采纳，其实不久之后就找借口把张昭排出朝堂，可见孙权此时已初显刚昧。
此外，太子孙登的死也给孙权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从那以后，孙权再也不聪明了，最终给整个东吴集团埋下了深远的隐患，这也是东吴混乱的导火索。那么，孙权对他的儿子孙登有多爱和关注呢？
众所周知，孙权为了保住江东基业，不惜多次向曹操、曹丕、刘备等人折腰，以换取暂时的和平。然而，当曹丕威胁孙权并要求孙登进洛阳作为人质时，一向习惯妥协的孙权表现出了自己的血液——他立即派出了一位善于辨别的直臣赵咨，首次向曹丕表现出了强硬的态度。孙权在武昌称帝后，孙登也很快被孙权立为王子。为了培养孙登，孙权为他安排了江东集团的一流人才，包括顾谭(宰相顾雍的孙子)、张休(张昭之子)和诸葛恪(诸葛瑾之子)。可以预测，这些人背后的家庭将成为孙登未来最有力的手臂。孙权迁都建业后，他还安排将军陆逊协助孙登监督百官。
孙权把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孙登身上，后者自然没有让他失望。从孙登的行为来看，颇有明君气度。据《三国志》记载，“登待接寮属，略带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睡。虽然孙登贵为太子，但他却发扬了父亲孙权的节俭风格。不仅如此，从他陪读的表现来看，也颇有当年刘关张三人“睡而同榻”的风格。即使手下犯了错误，孙登也不忍受惩罚。“又失去了盛水金马盂，觉得自己是主人，左右为所为，不忍受惩罚，呼责数之，长遣回家，亲近不言而喻。”
作为王子，他总是以身作则，从不因为个人喜好而铺张浪费，也不会超越任何人。“登或射猎，当径道时，往往远离良田，不践苗作物，到所顿息，再选择空间之地，其不欲烦民。“在一次狩猎中，孙登几乎被弹丸伤害了。当时有个侍卫因为手里拿着弹弓被孙登怀疑是凶手。然而，孙登明辨是非，亲自证明了“嫌疑人”的清白。久而久之，孙登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得到了许多人的真诚忠诚。
孙登不仅关心民生，善待手下，而且始终坚持“孝道”。孙登的生母记载不明，只知出身寒微，所以孙登小时候就被孙权委托给徐夫人赡养。后来徐夫人失宠，被流放到吴郡，孙登也经常派人去探望。据《三国志》记载，“登将拜太子，辞本立而道生，要立太子，先立后。权月卿母安在权月卿对说：“在吴(郡)。’权默然。”
即使孙登后来病得很重，他也永远不会忘记国家大事。由于孙权曾重用奸臣吕一作为亲信打压朝臣，孙登在临终前不忘上奏，告诉父亲在关注自己身体的同时，更要亲近鲁迅、诸葛瑾、步谷等贤能之士。赤乌四年(公元241年)，孙登病逝于武昌，时年33岁，孙权今年才60岁。晚年的孙权，经常在爱子孙去世前拿出最后一个奏折，每读一遍就会泪流满面。此时，孙权的身份也只是一个失去爱子的可怜父亲。
孙登死后，孙权迅速将孙和立为王子。至于登记的原因，有一种说法是孙和以前和孙登关系密切，孙权在孙和身上看到了孙登的影子。据《吴书》记载，“兄弟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不可否认的是，孙登确实给孙权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孙权变得无视政府和民生，只想彻底压制江东士族。也就是说，孙登之死间接拉开了东吴乱象的序幕。此后，孙权暗中主导了太子孙和与鲁王孙霸的斗争，并以此为借口对江东士族进行了沉重打击。孙权死后，朝中大权被孙氏宗亲控制，直接导致东吴集团衰落。